总体而言，干预行政领域的任务原则上只允许低度的功能性民营化，实质民营化不在允许之列。
[48]这说明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更加捉摸不定，就此信息公开原则并不能够提供有效的保障。在君主专制时代，只有国王及其身边少数人才可与闻，因此政治被限制在一个核心的圈子。
1720年的《政体法》虽然规定全部权力属于国王，但国王只有征得资政院同意或得到其建议的情况才能进行统治，国王的特权只不过是在重要事情上拥有两票。公文是一种现代的译法，在15世纪时，国家文件被认为属于王室财产，因此具有私人性质，是否公开与发布当然取决于国王的意愿。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加严厉，赋予了国王更多干预出版自由的手段，以对抗激进的反对者。（3）公共机构的检查或监控。在公共领域，一切都要接受公开的批评，不仅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还包括宗教信仰、政府的行为以及精英的特权，因而批评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传统上免于审查的个人与机构。
[17]政治开放与公开讨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1766年的议会辩论中，就不乏主张以英国式的立法公开为榜样者。[37]此后还有两次主要的编纂，即1980年的《保密法》和2009年的《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在相对人申请福利给付案中，民政局未依照湖南程序规定第65条规定的对申请的处理和告知制度，及时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的决定，被判决依照程序对申请事项作出书面答复或处理[45]。
如果没有地方行政程序法，法院审理案件也可能不遵守或不理会正当程序理念。在诉讼中，只有被告或者原告提出福建程序规定适用的各1次，原告提出适用的案件被确认行政决定违法，被告提出适用的案件被原告撤诉。适用频次较高的条文有：（1）第24条计6次，内容是执法人员调查和收集证据的规则。正当程序有四项基本要素：（1）公正作为义务，即回避或者禁止片面接触。
林业局未依法及时履行林地确权、撤销错误登记的法定职责，被判令履行职责。[50]参见龙件华与茶陵县规划局规划行政管理纠纷上诉案，株洲市中级法院(2011)株中法行终字第27号。
[30]〕参见湖南程序规定第66条。蒲凤双与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纠纷上诉案，怀化市中级法院（2011）怀中行终字第10号。绥宁县人民政府与向益德土地行政复议纠纷上诉案，邵阳市中级法院（2011）邵中行终字第70号。本统计还无法辨别出程序规范适用的充足理由、逻辑推理以及对其他案件的榜样效果。
福建程序规定第23、24条规定了证据的调查和收集，湖南程序规定第66-74条规定了证据的调查和采信。迄今，日本市村町的行政程序条例也已完备，并依据2006年新的《行政程序法》做了修订。日本行政程序法典化采取了先中央后地方的路径。在福建的某一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纠纷中，相对人认为市政府在行政决定过程中未给予提供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属程序违法。
其次，地方行政程序法初步规制了地方常见的行政裁决等问题。首先，地方行政程序法较早介入了行政强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刘新辉诉湘乡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强制措施案，湘乡市法院（2010）湘法行初字第22号。此外，常州市、酒泉市、邢台市、白山市、凉山州还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制定发布了统一的行政程序规则。
湖南程序规定第158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程序错误的执法行为应当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自行纠正，第164条规定了执法行为的补正或更正权限、程序。（5）第112条计7次，内容是行政裁决案件的执法形式、公开审理、听取意见、调解先于裁决的规定等。同样案例是，公安局未按立案调查、延长作出处理决定时间的程序，逾期未作出处罚，拖延履行，违反了福建程序规定第28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本省的行政机关，应该适用湖南程序规定。由于我国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可遵照执行，况且公布的湖南程序规定对此也未作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行政程序违法的问题。在行政强制案中，虽然判决书未指明具体的程序条款，但是相对人把强制拆除的合理时间视为重要的程序问题，相对人认为根据湖南程序规定，交通局的扣车行为从实体到程序，整个执法行为都是非法的，而且执法人员扣押时未着制式服装，也未出示工作证。
程序意识觉醒的第一种表现是，尽管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知道程序规范的具体内容和条款，但是具有朴素的模糊的正当程序观念，因此直观地把行政程序作为诉求权利保障的一种工具。刘某某诉怀化市企业社会保险中心社会保障行政强制纠纷案，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10）怀鹤行初字第54号。
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次第实施的时间里，很多可能被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的行政行为，被有意无意地挤压到尚未有行政许可程序或者行政强制程序的行政行为行列之中，从而排除了程序约束。庄淑珍诉郊区公安分局侵犯人身权上诉案，福州市中级法院（1993）榕行终字第23号。
在缺乏中央层面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以福建、广西、湖南三省区为代表的地方行政程序法，弥补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缺失。杨均凯诉洪江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行政裁决纠纷案，怀化市洪江区法院（2011）怀洪行初字第3号。
在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中，公安局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因未履行告知相对人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定程序，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6]。 （五）程序轻微瑕疵的利益衡量 1、轻微程序违反的情况 何谓轻微程序违法？轻微程序违法如何处理？这是当事人经常争辩的问题。杨某某诉怀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案，怀化市鹤城区法院（2012）怀鹤行初字第24号。在某案中，国土资源局认为相对人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违法，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罚告知书的时间是6月10日，而6月16日就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拆除措施，严重违反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湖南程序规定。
《加利福尼亚州行政程序法》于1945年6月15日颁布，同年9月15日生效。此判决，一方面体现了法院对程序违法，采取了利益衡量原则和严格程序法治主义相区别的审判原则。
其次是获得听证和说明理由的程序权利。（4）第74条计3次，内容是行政执法决定前举行听证会的条件。
县政府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权证上的用地属性，将土地用途由原商业综合用地登记为商业、工业综合用地，本案中只有县政府提出了适用湖南程序规定，法院并没有讨论湖南程序规定的适用，但是，最后仍认定县政府违背了行政允诺和信赖保护原则[43]。法官在事后评论中提到福建程序规定适用的有1次，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并赔偿。
84个案例本身形成了时空上的互补关系，也交织着对法律观念和制度的相同或者不同认识，从案例中可以管窥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执法与司法实践，可以大致观察出人民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律师，是如何践行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观念的。质监局在流通领域越权处罚，是判决撤销其行政决定的最核心理由，同时法院认为质监局办案时间长达8个月，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延长办案期限的证据，违反了福建程序规定第28条的办案期限，属程序违法。 （三）地方行政程序法促进了程序理念和程序权利的崛起 1、程序意识 程序是法律的重要争点。因此，我国现有地方行政程序法也应该及时修订。
另外，本案在制作执法现场笔录时也没有相对人和见证人的签名，违反了福建执程序规定第24条和38条所规定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的签章程序、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签章和注明拒签原因的规定。福建、广西、湖南三省区创制的行政程序规定，具有典范性。
在行政拘留案中，只有相对人提出了公安局违反湖南程序规定第176条的行政文书送达规则，没有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决定书送达给他。[31]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
赖连兆诉龙岩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5）岩行终字第8号。《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于1946年6月11日公布施行后，统一法律委员会于1946年10月14日发布了首个《标准行政程序法》[1]，在其指引下，各州陆续制定了自己的行政程序法。
